“没人帮忙妈妈会疯掉”——台湾放宽外佣门槛，能解救谁？

台湾政府放宽聘请外籍家庭帮佣的资格，从4月起，家中只要有“一名未满12岁儿童”即可申请，门槛大幅降低。

由于过去门槛过高，部分家庭早已透过非法途径雇用外佣，新政策让这些家庭有望“从黑市走向合法”。

不少双薪家庭表示欢迎，但也引发成本过高、托育冲击等多方面争议。台湾的入息中位数比香港、新加坡低，聘雇外佣的成本却是更高。

BBC中文采访多位家长、经济学者及托育团体，了解这项政策能帮到谁、又帮不到谁。

门槛大幅降低

放宽聘雇外籍帮佣门槛的构想，最初由总统赖清德于去年9月提出，行政院今年3月19日正式拍板。

从4月13日开始，申请条件将由“家中有3个6岁以下小孩”大幅降为“家中有一个未满12岁小孩”。此外，单亲家庭及育有罕病、身障儿童的家庭也有相应放宽。

台湾劳动部长洪申翰表示，现在很少家庭会生三个小孩，“没有后援的双薪家庭”已成主流家庭型态，因此有必要检讨过时的外籍帮佣制度，这次政策最大的目标是“安心工作、家庭减压”。

当局表示，外籍帮佣的来源国将维持菲律宾、印尼、越南、泰国共四国。官方粗估全台湾144万家户具有申请资格，但并非所有家庭都有需求，因此难以估计实际受惠人数。

从黑市到合法

“这项政策早该做了，现在推都太晚了。”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认为，这项政策符合社会的期待，可以减轻许多家庭的负担，预期会有很多人申请。

事实上，长期以来聘雇外佣的门槛过高，有些家庭早已透过非合法途径满足需求，黑市与黑工的情况并不罕见。

住在台北的陈先生与太太是高收入的双薪家庭，育有三岁和一岁半的子女，为了减轻家务压力，他们去年开始以“灰色地带”途径聘雇菲律宾外佣，即用家中患病长者的名额申请长照外佣，法律上该名外佣只能照顾老人，若被检举雇主会被罚。

他对BBC中文表示，现在政策放宽后将改为聘请合法外佣，对雇佣双方都有保障，“除了可以分配她做家事，还能跟雇主出国”。他又说，身边好几位家长朋友都很期待申请，“非常支持，非常开心，是真正有帮助的育儿政策”。

家境小康、今年40岁的单亲妈妈刘小姐，育有7岁的女儿。她表示家中长辈都很忙，无法支援育儿，她在孩子刚出生的头两年半，曾透过仲介聘雇非法的菲佣，负责喂奶瓶、洗澡等日常照顾工作，她认为帮助很大，“没有人帮忙妈妈会疯掉”。

住在台北的她透露，认识不少妈妈都曾雇用黑工帮佣，尤其是在疫情期间，“大家都知道没有保障又更贵，但也没有办法”。

刘小姐以前从事销售行业，目前是自由业者，但育儿仍占据多数时间。她说有外佣帮忙，可以释放她的时间和生产力，“我很喜欢工作，但也要有人帮忙，我才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”。她乐见政府正视问题，给家长合法的选项。

比香港、新加坡更贵？

依据台湾劳动部规定，家事移工（外籍家庭帮佣与家庭看护工）每月最低薪资为台币2万元（约625美元；4320人民币），若含加班费、劳健保，以及2000元至5000元的“就业安定费”（就安费）等支出，每月聘雇成本接近3万元（约938美元；6480人民币）。

劳动部次长李健鸿表示，政府归算2万到3万元是“多数家庭”可负担的费用。

不过，有声音质疑这是“服务富人的政策”。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，2024年“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”中位数为98.5万元（3万美元；21万人民币），相当于每月8.2万元（2,564美元）。换言之，聘雇外佣的花费约占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三分一。

对照邻近地区，香港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为30,000港元（3,830美元），外佣法定月薪为5,100港元（650美元），占家庭月入约17%。新加坡家庭月入中位数为12,000新加坡元（9,814美元），外佣月薪约600至700新加坡元（约464美元至540美元），仅占约5%。比例上都低于台湾。

台湾政党时代力量偕同台湾基进、绿党、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日前共同举行记者会，质疑新政策“看得到、用不起”，帮不到台湾“多数家庭”，并指行政院称“144万户受惠”只是行销话术。

在社群媒体上，有网友反问“我缺的是外佣吗？我缺的是钱”，指出能在家里腾出佣人房的，家庭条件得相当好，也有人说育儿费用已是一大支出，每个月再花三万元雇用外佣，对一般双薪家庭也是沉重负担。

中产家庭的心声

“新闻出来后一开始大家都很开心，但仔细看就发现门槛很高，每个月三万块太贵。”住在桃园的张小姐对BBC中文说。

她和丈夫都在航空公司工作，轮班制让他们没有固定工时，很依赖外援照顾2岁和5岁的孩子，目前全靠长辈帮忙。张小姐说，双薪家庭，两人月薪合共约20万元，但房贷、保险金、孩子学费、生活费等，每月基本开销也有14万元，“如果还要额外付三万块请外佣，会压力很大，要降低生活品质”。

她所居住的社区里，不少住户从事航空业，很多人都以灰色地带的方式聘请外佣，但她无意这样做。她提到，有些邻居是机长，单人月薪就有二、三十万，对那些家庭来说，外佣费用不过是薪水的十分之一，能轻松负担。

“对那些月收入高又工作忙碌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。但对我们这些中阶以下的，只能看着流口水，却拿不到。”

38岁的台北人Angel正在怀孕，并育有2岁半的儿子。她说“从生产过程到后面的育儿都让人崩溃”，很希望有人分担家务，但现在台北的家只有两个房间，偶尔长辈来过夜已经非常拥挤，没有条件腾出更多空间给外佣。

“台湾没有请外佣的文化，不像香港，听说那边的房子再怎么小，也会盖好一个佣人房。”她对BBC中文说。

Angel本身在电子业任职，平均月薪约六万台币，生完第一胎不久就辞职当全职家庭主妇。她认为，在目前只有丈夫在工作的情况下，每月三万的外佣开支是一个负担，即使她重返职场也未必划算，“除非我的薪水可以更高，但看起来已经到顶了”。

收入较高的Grace则在政策公布后随即决定申请。她育有2岁女儿，目前正在怀第二胎，和丈夫分别在不动产业和半导体业任职，她认为聘雇外佣不是太大的经济负担，“家务非常繁重，孩子很小，就需要有帮手，没道理让育儿耗尽夫妻的体力，使家庭气氛不好”。

她说自己有许多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，一直很羡慕当地政策，多年来向台湾民意代表陈情希望降低门槛，“现在终于放宽当然很开心”。“但台湾的外佣因为本外劳薪资未脱钩，所以聘雇的费用比香港新加坡更高，而且台湾的平均薪资也较低，我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。”

也有负担得起的家庭基于其他因素暂不考虑。40岁的余小姐育有三名年幼儿子，她和丈夫分别从事医药行业和公务员，家庭月入约15万元，经济上有能力聘请外佣，但由于不习惯家里有外人进驻，目前不会申请。

尽管如此，她向BBC中文表示欢迎政策松绑，认为可以缓解中产阶级和中生代“上有老、下有小”的压力，而中产家庭正是台湾经济最稳固的主力。“如果他们被老、小压垮了，经济主力会快速流失，最后也会影响到最需要社会福利的一群。”

能提振女性就业和生育率吗？

据行政院主计总处2023年的调查，台湾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66.7%，有配偶或同居的则仅为49.3%。对照邻近地区，香港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聘雇外佣的情况下是82.3%，而新加坡25岁至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也高达81%。

樊家忠教授指出，社会既鼓励女性外出工作，提高女性就业率，又希望她们多生育，提高出生率，但如果没有好的政策，这就是不切实际的期待，“放宽外籍家庭帮佣，会让家庭有多一个减轻育儿负担的选择。”

他表示，雇用外籍帮佣有非常多种考量，例如有的女性为了育儿必须中断职涯，等到想回职场时已经没有她的位子了，“就算以她的收入，雇用外籍家庭帮佣是笔不小的支出，她也可能觉得很划算。”

在生育率方面，他也表示出生率下降与育儿成本负担太高有关，“要让出生率趋缓，就要降低育儿负担。”但他强调，放宽外佣对提升生育率有多少帮助需要长时间评估，提高出生率需要多管齐下。

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推出“0到6岁国家养”等减轻父母育儿负担的政策，但少子化危机始终未能解除。截至今年2月底，台湾人口数为2,328万人，已连续26个月负成长。

不过，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（托盟）对上述两项政策目标均有保留。托盟发言人王兆庆以新加坡为例指出，新加坡是世界上引进最多外籍家务工的国家，自1980年代从零增加到如今约30万人，但45年来生育率从1.8下跌到0.8，并没有提振效果，而跨国学术文献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，因大量引进外佣而提振生育率。

在女性劳参率方面，托盟去年底的民调显示，受访者中正在就业的女性占六成，这些人就算雇用外佣仍会继续就业；而剩下四成未就业者中，仅有一成表示会因雇用外佣而重返职场。

劳动部次长李健鸿对此回应，提高女性劳参率或生育率并非这项政策的考量重点，开放外籍帮佣是在众多协助家庭安心的政策里，再多加一项选择。

冲击台湾保母饭碗？

除了成本与成效，另一个引发讨论的议题是对本地托育体系的冲击。

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（托盟）发言人王兆庆对BBC中文质疑：“妇女会把孩子交给没有儿童照顾专业经验的外籍帮佣，自己跑去工作吗？”

他指出，台湾法律规定严格，无论在机构还是居家，从事托育工作都须取得资格，一般家事服务人员不被允许从事托育，“但外籍家庭帮佣却可以不接受训练就照顾小孩？”

根据劳动部“外国人劳动权益网”，家庭帮佣的工作内容是在家庭从事房舍清理、食物烹调、家庭成员起居照料或其他与家事服务有关工作。

劳动部长洪申翰强调，外籍帮佣的定位是“家务帮手”，不会取代负责专业教养的台湾保母。卫福部社家署长周道君也表示，政策定位与法律定位都未将外籍帮佣定位在保母领域，仅是协助各种家庭事务处理而已。

但王兆庆认为，法律定位与实际使用之间存在落差。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，当地开放外佣45年，但五年前仍宣布，要将儿童的托育就读率提高到80%，“因为他们认为幼儿处于发展的黄金期，应该用正规的教育和保育服务给儿童刺激和学习的机会”。

托盟去年针对全台在职保母进行调查，超过九成反对放宽外籍帮佣限制。王兆庆指出，本地托育人员付出成本考照、每年受训并接受政府评鉴，外籍帮佣却无需任何资格认证，也缺乏相应管理机制，业界对此感到愤怒。

不过，也有家长对BBC中文表示，外佣和保母是两种不同的需求。

育有2岁女儿并正在怀第二胎的Grace说，自己深度参与育儿过程并是决策者，向来不喜欢聘用台籍保母，“保母们因为专业的缘故会有很多想法，但我更希望的是有个帮手配合我的想法，依照我的要求去做，外佣在这一块比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”。

她补充指，外佣可以协助打扫、洗衣服、备餐、洗碗等繁琐杂事，她作为母亲则负责陪伴、教育、煮饭、带孩子出门等。

育有三名儿子的余小姐则说，由于她的工作模式是接案子，时间较弹性，她若要外出工作，白天会聘雇到府保母，也会请家事服务员打扫，按钟点收费，“加起来也是平均每个月三万块，但他们都是专职的”。

在她看来，专业托育与家事帮佣是两种不同的服务，也跟家长的工作型态有密切关系。“如果我是全职职业妇女，有外佣可以全时间顾小孩、接送，会很实惠。”

政策能走多远？

外佣政策即将上路，但这在各政党引起不同意见。

执政党方面，育有双胞胎的民进党立委张雅琳表示，接获许多家长正向的肯定，相信外籍帮佣可以解决一部份家长的困境，但她也表示会积极争取弹性工时和远距工作等机制，以及扩大公托的量能，这才能回应到一般中产家庭的需求。

民进党立委林月琴则提出警示，单纯放宽条件恐不足以解决托育困境，她也忧心“无差异放宽”恐导致外籍移工过度集中于家庭帮佣领域，进而牺牲其他产业的劳动力需求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也表示，这与目前发展公立托育的政策背道而驰。

在野党方面，国民党立委王鸿薇表示，松绑外佣政策是她参选立法委员的第一项政见，当时却被民进党立委甚至劳动部攻击，这次行政院放宽申请政策，她希望民进党“不要再出来乱”，让有照顾需求的家庭有喘口气的空间。国民党立委苏清泉也表示乐见这项政策实施，但认为就安费仍是不小负担，应予以调降。

民众党团则表示，应审慎评估对于本国劳动人口就业的冲击，政府也要诚实面对整体公共托育设施不足、缺乏实质友善职场与真正弹性工时的问题。

事实上，对许多中产家庭而言，外佣政策不只取决于门槛和费用，还牵涉整体工作文化与根深柢固的育儿观念。

38岁的台北妈妈Angel说，她生小孩前任职的公司比较传统，没有弹性工作时间，很难请假。“就算请外佣，她也没办法完全取代我的功能，如果小孩生病，我该请的假还是要请。这样算下来，我付了三万块还是会影响到工作，那我宁愿累一点自己顾小孩。”

她也坦言，除了经济负担和工时等实际考量，还有心理上的无形包袱。“我们还是会有传统观念，因为婆婆以前都是靠自己，很辛苦地照顾长辈、照顾小孩，习惯了什么都自己来。我也会介意长辈怎么想。”

桃园人张小姐也说，是否请外佣“跟个性很有关系”，她身为家中长女，从小习惯亲力亲为和掌控感，现在连送小孩去托育中心都不太安心，只信任亲人。“如果真的要花钱，我不如把这两三万块给长辈，毕竟是自己人。”

经济条件宽裕、正在怀第二胎的Grace，则有截然不同的经历。她回忆，一年多前大女儿刚出生时非常难带，独自照顾了一个月就崩溃，母亲随即帮她请了帮佣，育儿生活从此大为改善。“我可以去洗头、喝咖啡、做脸，有了和孩子分开的时间，状态就好，更有耐心陪伴孩子。”

她说，正是因为有人分担，让她觉得育儿不再只是消耗，而是一件有趣的事，“如果没有帮佣出现在我们的家庭，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再生一个小孩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