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想买还是买不起？——香港青年置业率持续下降

Amy（艾米，化名）是香港的一名中学老师，目前独自一人租房住。随着身边朋友陆续建立家庭，二十九岁的她近年也开始考虑规划自己的生活。

她说目前选择不置业，主要是“香港的社会环境令到我无法就下一个几十年做个决定。”

房屋一直是困扰港人的大难题。

随着近年香港政治大环境的巨变，移民潮的涌现，不想买的情绪似乎在年轻一代中蔓延，年轻人置屋占比下滑。

早前由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发布的《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6》，其中一篇文章分析香港房屋负担能力与置业动向。

文章整理的数据显示，1960至70年代出生的人士，在30至34岁时拥有私人楼宇的比例约28%；相比之下，1980年代出生的群体在同龄阶段跌至22.5%，而1990年代出生的更跌至19.8%。

香港人整体自置物业的比例，在2002年至2023年间由54.1%降至50.1%。这个数字远低于内地的87% 、台湾的85%、新加坡的90%。

聚集在30至39岁年龄组别，差异尤为明显。1993至2023年间，这个年龄组别的该类资助房屋业主占比由9.1%降至6.2%；私楼业主占比由30.7%降至23.4%。

“它像一个宿舍，不像一个家”

艾米说，身边的朋友多为专业人士，支持与反对置业者各占一半，追捧置业者的想法不外乎是“租楼就像帮人供楼”，亦意味着“漂流”与“不确定”，担心退休后难以租楼，甚至有一种“不买楼将来会‘瞓街’（睡大街）”的焦虑。

她说，教师的收入稳定增长，攒一笔首期买房应该不成问题，但对她来说，置业反而是一个负担。

2019年的社会运动对其影响甚大，“当我自己不肯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将来会不会在香港、香港会发生什么事等，我是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，”艾米说，“令到我不想去投入到一个房子，揹着一层楼，揹一世。”

现时教师的职业生涯也不如外界想象般稳定，艾米数算，政府近年就教师资格抑或教学内容屡加规范。

香港教育局正准备修例，拟由教师终身注册制度，改为每三年申请执业证书，须符合进修、无刑事纪录及声明遵守《国安法》等法律要求，执业门槛将提高。

艾米认为，观乎早前财政预算案的内容，资源较倾向与内地接轨，感觉不太重视教育与民生。“我不知道将来的政策（还会）变成怎样。”

香港财政预算案显示，下年度的教育总开支仅占政府整体开支13.3%，比例为近20年新低。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曾回应称学龄人口减少，但投放在教育实际资源无减少，金额有增加。

住在租来的单位，艾米不会特意装修或购买心仪的傢具，她形容无甚个人特色，“它像一个宿舍，不像一个家。”

然而，她目前单身，亦无生育打算，不会将物业留给后代，也不担心租不到楼，“好像没有什么需要要买（房子）”。

艾米也动摇过，特别是想到几年下来租金已达几十万港元，但最终还是决定不买楼。

因为她不时有离港念头。“这个机会不大，但是它一直是其中一个选择，这个想法一直都没有离开过，”艾米说。

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王柏林是上述研究文章的学者之一。

他向BBC中文分析说，“香港人能否上楼”的议题并非近年才出现，置业率下降不是因为短期缺乏信心导致，亦难以量化社会环境或文化带来的影响。

他认为，置业率主要受楼价与巿场供应所影响，过去私楼价格持续高企，“居屋”断层是这股下跌趋势的原因。

王表示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人接受政府大规模房屋资助，可供出售的“居屋”则一度大幅提高置业率。“居屋”可应对未至于需要住在“公屋”、但负担不到私楼的夹心阶层，惟政府在2002年起宣布停售“居屋”，至2011年才提出复建。

“后果就是令到有一代人没有津贴买楼的渠道，”他说，现时多了一批年轻人与家人共住，亦见有人刻意减少收入，维持排队轮候“公屋”的资格。“你一生人也买不到私楼，没有选择的时候唯有排队”。

“我也是租楼的，”他说，置业是一份保障，不受租金巿场波动影响，亦不会被业主踢走，“我绝对觉得是买不起，而不是不想买”。

看淡还投资，是否很笨？

香港住屋可大致分为三类：面对低收入人群，租金低廉的“公屋”，政府资助型的“居屋”，购买资格与资产和收入水平挂钩，及私人楼宇。

37岁的Kelvin（凯文，化名）去年透过交还本身居住的“公屋”，购入一个面积380呎的巿区“居屋”单位，楼价不足400万元，承造95%按揭，首期仅需5%，连同杂费约20多万元，装修约60万元，目前月供1.3万元。

凯文是自由工作者，主力影像制作，收入不稳定，平均月入约三万元，目前与妻子共住。 他笑称，自己想过若然应付不了供款，大可以到便利店打工补充收入。

置业某程度意味着对于一个地方的投入与承诺，亦反映对当地未来的信心。

凯文坦言即使买的是居屋，过程也是经历一番“灵魂拷问”，需要平衡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与想过的生活模式。

像艾米一样，凯文对于香港发展感悲观，“基建、人才、经济都是看淡的，但你还投入一个很大的投资，是不是好像很笨？”

另一方面，他有实在的考虑。与一般“公屋”住户不一样，凯文的家人曾是纪律部队成员，退休后获分配“公屋”，凯文不确定政府他日会否取回单位，变相最终仍要租楼度日，开始听取家人意见申请“居屋”。

凯文没有想过投身私人楼宇巿场，他表示低于400万元的单位，或楼龄较旧，短期已需要大维修，或属面积较小的“纳米楼”，没有长远价值，“住得更差，但又要更贵，层楼又不值钱，无可能会这么考虑。”

回忆一年前的情况，从申请、确认中签到选楼，他始终有一种“被推着走”的感觉，“你思考几日，挣扎几日，然后要做决定。”

“不可以说，你现在还买楼，你真的是对香港好有信心，你真的好支持这个政府，”凯文道。“当我决定不离开的时候，我就要思考，之后我每日的生活是怎样，很理所当然的去思考自己想住在哪里。”

物有所值？

相反，Fanny（凡妮，化名）则早早矢志置业。

她大学期间已尝试宿舍及交换生生活，开始工作后因与家人生活习惯不一，时生磨擦，故希望搬走，惟家人反对租楼，在没有选择下，她将目光投向买楼。

2021年，香港楼价正值近年高峰，当时只有26岁、工作数年的她已开始四出看房子，看过沙田、荃湾及将军澳的二手楼，亦曾多次抽签希望购买新楼盘。最终同年购入位于火炭的楼花（期楼），两房单位面积约490呎，价钱逾900万元。

凡妮刚毕业时月薪不过1.2万元，后来转职至资产管理公司工作，买房子时月薪约6万多，连同花红年薪则刚过100万元，购置房屋仍远超过本身的预算，需要承造大额贷款，她将供楼视为“迫我储钱的工具”。

买楼一刻，她曾预料经济下行，没想过楼价跌近三成，但心情却没什么影响。

凡妮说，因单位作自住用途，认为楼价数字只是帐面上的未实现收益或损失（unrealized gain or unrealized loss）。她在购买物业时亦已考虑投资回报率，指出单位邻近港铁站，东铁线有四间大学，不愁租客。若有经济需要，估计租值可填补大部分供楼支出。

在她眼中，因按揭成数高，息口波幅的影响更大，每月供款随利率变动，由2.8万至3.6万元不等。

有人视置业是长年的负担，亦是对于一个地方的肯定。

凡妮则不以为然。“不一定说你commit（投入资金买房）了就不可以走”，强调“你有很多选择，中间可以继续做不同的投资”。

她也有移民打算，几年前已申请绿卡，正在等待结果，会否离港并不影响置业决定，“我有需要就买”。